编者按

第十九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OCC 2025）于5月29日-6月1日在上海世博中心顺利召开。《国际循环》特邀采访上海市肺科医院王岚教授，深入探讨肺动脉高压（PH）诊疗新进展，聚焦呼吸相关PH分层策略。

王岚 教授

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肺科医院循环科主任

上海“浦江人才”

美国奥尔巴尼医学院访问学者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肺血管病专业组成员

中国罕见病联盟呼吸病学分会第一届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心血管精准医学与罕见病学组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学会肺血管病学组副组长

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学专科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

主要从事肺动脉高压和肺栓塞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迄今发表SCI论著20余篇，包括高影响因子期刊AJRCCM、Radiology等；主持国自然、申康新三年、上自然等科研项目

《国际循环》：基于《中国肺动脉高压诊治临床路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当前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分类标准及呼吸相关PH的细化分层？

王岚教授：

当前PH主要分为五大类。第一大类是动脉型PH，主要是肺小动脉受累的毛细血管前性PH，包括了作为罕见病的特发性肺动脉PH，以及一些继发因素引起的PH，常见的是结缔组织病、先天性心脏病、门静脉高压等引起的PH。第二大类左心疾病所致PH，是临床上最常见的PH。第三大类肺病和（或）低氧所致PH是从呼吸科角度比较关注的。第四大类肺动脉阻塞所致PH，目前心血管和呼吸科需共同进行多学科协作诊疗。第五大类则是机制未明和（或）多因素所致PH，例如纤维性纵膈炎、血液系统疾病或者全身系统性疾病所致PH。

呼吸相关PH无论在呼吸科还是心内科都并不少见，俗称肺心病。既往按肺功能受累类型（阻塞性、限制性或混合性）进行粗略分层。但随着对疾病的深入认识，现更倾向于按疾病类型细分。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为代表的慢性阻塞性气道疾病引起的PH是典型情况之一。此外，间质性肺病相关的肺动脉高压也较为常见。临床上还观察到合并肺气肿与纤维化的特殊人群，其血流动力学受累更为严重。

《国际循环》：靶向药物已成为PAH治疗的核心手段，早期联合靶向治疗已逐步成为PAH治疗的新趋势。结合您团队的经验，在起始联合治疗策略中是更倾向于双通路联合用药还是三通路联合用药？如何优化联合方案以减少不良反应？

王岚教授：

在临床实践中，现在的治疗更加积极，关口更加前移。对于第一大类的肺动脉高压，如果解除严重心肺合并症或左心受累，单纯肺小血管受累的这部分人群，临床更倾向于积极早期联合治疗。基于目前欧美指南以及中国专家共识，对于低危患者，可能倾向于单药或双药治疗，但是对于中危或以上患者，若首次随访未达低危，建议三通路联合治疗。

临床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对于单纯肺血管疾病患者实施积极、强效、多途径联合治疗，对早期患者迅速达标，改善心脏重构，逆转右心肥大有明显效果。而且早期达标的患者，长期预后也更为乐观。但联合治疗过程中副反应也不容忽视。

我们发现，早期联合治疗的患者耐受度相对较好。以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为例，其主要不良反应为低血压。早期治疗时，患者右心功能尚未严重失调，体循环压力相对稳定，低血压发生率较低；而终末期患者右心功能障碍导致体循环压力降低，在使用易引发低血压的药物时，血压可能进一步下降。因此，早期联合治疗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部分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

《国际循环》：近年来基因治疗在罕见病领域发展迅速，若尝试将其应用于PAH治疗，从发病机制和临床需求看，需突破哪些关键难题才能推动转化落地?

王岚教授：

PH是多基因疾病，其中BMPR2突变是主要致病基因之一，会引起肺血管重构性改变。近年来，在BMPR-TGF-β信号通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药物不同于传统的小分子血管扩张剂，而是针对BMPR途径里失代偿性的转变，从根本上逆转肺血管的异常增殖与促增殖的不协调性。临床研究显示，这类针对基因信号通路的治疗能显著改善肺血管重构，为患者预后带来积极影响。随着激活素信号传导抑制剂、靶向BMP9的生物制剂等新的治疗方法也逐渐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我们对基因治疗在PH领域的应用前景满怀期待，希望它能改变患者结局，为临床治疗开辟全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