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是由苏州工业园区东方华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心血管医学博物馆精心打造的特别栏目，心血管医学博物馆位于苏州金鸡湖畔，本栏目诚邀百位心血管领域资深老专家进行历史口述采访，以完整稿件形式发表出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医学智慧得以广泛传播，为行业发展提供宝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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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心血管医学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先驱的名字曾隐于烟尘 。2017年末，心血管医学博物馆在梳理1978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首届委员名单时，重庆地区首任主委“林琦”教授的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当时资料极度匮乏，只知她曾是重庆地区心血管学科的带头人，但在80年代后并无其他资料，这段历史仿佛被人为剪断，后因工作关系，寻访只能暂且搁置 。
直至2019年，罗素新教授转发的一篇《一片冰心寄重医》在医学界流传，我们才得知这位医学前辈在1983年因女儿在美遭遇车祸，无奈放弃国内医学事业赴美陪护的感人往事。2025年，适逢林教授百岁华诞，我们联系到了林教授的哲嗣朱伟曦教授，将朱教授提供的回忆录及多份历史档案整理成文，并与当事人确认以口述史形式刊出。
这份口述史填补了早期心血管学科发展史的局部空白，更向我们生动展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与命运逆境中，生生不息的韧性与赤诚不灭的医者风范。
采访者：林教授您好，站在百岁的门槛上回望，您这一生的起点是在上海，上海正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候，动荡与机遇并存，能从您的家族背景谈起吗？
林琦：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也是百岁老人了。我时常会想起我父亲那一辈人的奋斗，我父亲是浙江瑞安人，那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全靠我外祖母当佣人勉强拉扯四个儿子长大。我父亲是长子，十六岁就孤身一人跑到上海讨生活，在那时的十六铺码头1等零活干。他虽然没上过正规学校，但天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布店当学徒、给洋行带孩子，硬是凭着聪明劲儿跟着洋小孩学会了几句英语。
记得他曾讲过，上世纪初的一个夏天，他在十六铺码头等零活，帮一个提着大皮箱的英国奶粉推销员挑行李。他用那点“洋泾浜”英语2跟对方搭讪，那英国人正愁中国市场没法开辟，见他勤快又懂点英文，就雇了他一起在长江沿岸跑业务。后来一战爆发，英国老板回国，过了几年后才又回到上海，发现父亲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于是两人成了合伙人。到我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上海温州商会的会长，办了肥皂厂，还创办了《时事新报》3。
采访者：当时的上海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大多选择读文科，毕业后成为贤内助，您为什么会决定学医？
图1 林琦教授青年时期照片
林琦：是的，那时的上海，家境好的女孩子大多去读文科，毕业后嫁给名流，过安逸的生活。当时我在上海中西女中4读书的时候，宋氏三姐妹都是我们的校友。学校里除了中文和历史，所有课程都是外国老师用英语教的，这给了我非常扎实的英文基础，也给了我一种独立的意识，当然，我骨子里还是有些倔强的，不想靠男人过活。
后来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我的闺蜜涂莲英5对我影响很大，她家境也很好，父亲曾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涂羽卿6先生。她说她要去学医，因为医生救人命，受人尊重，而且经济上能彻底独立。我也被这种想法打动了，就跟着她一起考进了国立上海医学院7。那时候上医极难考，七个人里才收一个，而且因为是国立，免学费，这也吸引了很多真正有志向的年轻人。
采访者：上医的求学生活里，除了繁重的学业，最让您难忘的是什么？
林琦：说起来，我这一生最重要的缘分也是在那时候定下的。1943年9月的一个晚上，学校礼堂开迎新晚会。那时候我刚进学校，还带着点女中出来的活泼劲儿。大家推选新生出节目，我看大家推推搡搡的，就站出来说：“你们别推了，我去吧。”我在中西女中时演过话剧，就用流利的英语朗诵了一段《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的台词。
图2 林琦教授高中时期于中西女中校园内
那天台下掌声很热烈，有些高年级的男生大声起哄让我再演一段。我正觉得有点局促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衬衫、拿小提琴的高个子青年走上台，拉起了一曲《夏天里最后一枝玫瑰》，帮我解了围，他就是后来我的丈夫朱祯卿8。从那以后，我们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
图3 20年代国立上海医学院主楼
祯卿那时候即将毕业，准备留在红十字会医院9做外科住院医生。1948年在我毕业那年，我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因为表现得比较活跃，被学校训导部列入了黑名单，不允许我在上海实习。我的老师黄家驷教授很愤然，他觉得我这么优秀的学生不该被耽误，就推荐我去了他的母校北京协和医院。当时的协和医院拥有世界上顶尖的设施与师资，我接受了严苛的专业训练。尽管实习工作繁重，我与祯卿仍每日都有书信往来，哪怕再累也会写几句。
图4 1949年林琦教授与朱祯卿教授结婚
采访者：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少医生都选择了离开，您和朱教授为什么留了下来？
林琦：当时祯卿已经在红十字会医院做外科总住院医生，也被多家美国医院邀请去进修神经外科，包括我的闺蜜涂莲英也赴美做实习医生了。但我对新中国有着年轻人特有的希望，我觉得在这片热土上，我们可以贡献青春，服务人民，于是我便说服他留在了上海。后来祯卿还跟随黄家驷10教授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医疗队，立了战功，那时候的生活真的很充实。
图5 五十年代初，林琦教授与朱祯卿教授在上海复兴西路70号家宅大门前
图6 1907年红十字会总院成立
祯卿与史玉泉11医生在华山医院开展了中国最早的神经外科，我则在中山医院跟着心脏内科泰斗陶寿淇12教授工作。50年代初，伤寒病还是非常凶险的。我上医的班长就在实习期间染上伤寒去世了，这件事对我触动极大。那时候氯霉素刚进口，药价贵得惊人，限制了广泛使用。1953年，我和戴自英13教授共同发现，只要用国外专家推荐量的三分之一，就能达到同样的疗效，还大大降低了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这个发现在国内迅速推广，救了无数患者的命，也为国家省下了珍贵的外汇。
图7 林琦教授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小剂量氯霉素治疗伤寒及副伤寒的探讨》（《中华内科杂志》1953年第四期第一篇）
采访者：您和先生原本在上海有着优越的工作条件和未来，为什么会在1958年选择举家西迁，去相对艰苦的重庆参与重医的建设？
林琦：那个决定做得确实不容易，我们住在复兴西路的花园洋房里，孩子相继出生，我闺蜜涂莲英夫妇带着四个孩子，从美国学成回上医工作了，大人小孩们欢聚在一起，充满着对美好前程的向往。
到了1957年，国家决定建设重庆医学院14，需要上海第一医学院分出一半的力量去支援。钱惪15院长带队并点名让祯卿去重庆，因为整个西南地区的神经外科还是空白，同时也希望我能去帮助建立重医的心血管内科。其实我当时并不在西迁的名单上，是可以留在上海的，但我觉得，正因为那边条件艰苦，作为妻子，我更应该和他在一起，一家人只要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扛过去。1958年底，祯卿先带两个大儿子去了重庆，我则在1959年2月抱着才一岁的小女儿，坐了七天七夜的轮船溯江而上。
图8 1962年，林琦教授一家人在重医附一院第一阶梯教室前合影
刚到重庆，国家就遇上了三年大饥荒，生活条件落差极大，我不仅要组建循环科（心内科前身），还得照顾三个孩子，最小的才一岁，真的忙不过来，只好把大儿子伟星送回上海伯父家借住了两年。那时候为了肚子，我还带着科室同事在宿舍旁边的荒地上种地自救，一边是听诊器，一边是锄头，那就是我们的常态。
不过对于工作我们不曾懈怠，我带着马才骊16、陈运贞17这些从上海来的医生，还有四川医学院分来的同事，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我经常带头查房，考察年轻医生的诊断能力，强调启发式教学。60年代，我们就已经开展了当时先进的右心导管工作，没有在国内落后。
采访者：在您的从医生涯中，大竹县的克山病普查是一次严峻的挑战。能详细讲讲那个过程吗？
林琦：那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我记得是1969年的盛夏7月，当时的政治环境很特殊，医院里进驻了“军宣队”和“工宣队”，我们医生被组织成小分队下乡去做巡回医疗和流行病防治工作。我的学生吴庆玲当时被派到了大竹县永兴人民公社锻炼。有一天她急匆匆地向科里求援，说当地爆发了一种罕见的怪病，主要是2到5岁的娃娃发病，出现心累、气紧、心脏扩大等急性心力衰竭的症状，往往一两天人就夭折了。更让她焦急的是，连医疗队的队员都出现了心跳减弱、心脏增大的症状，而常规的打针吃药全都不管用。
听到这个严重的疫情，我立刻赶到了大竹，马上带着小分队深入到发病的生产队实地查看，一边给病儿治疗，一边向失去孩子的父母详细了解发病症状。根据初步观察，这种病和以往文献报告的东北克山病有类似之处，但流行特征又迥然不同：东北克山病好发于酷寒严冬的育龄妇女，而大竹的疫情却发生在炎热的夏季，专门侵袭极度营养不良的稚幼儿童。
为了彻底查清病因，我深知必须拿到第一手的客观材料，也就是进行尸检。但在当时的农村，传统的风俗观念阻力非常大，要解剖刚死去的孩子谈何容易。我立刻向工宣队领导汇报了疫情的凶险和尸检的绝对必要性，争取到了上级的批准。随后，由病理解剖学的钱韵兰18教授主持，第一例尸检就证实了患儿心脏扩大、心肌损害，其特征性的病理是广泛而密集的局灶性心肌坏死，至此，大竹急性（亚急性）克山病才得到了确切的诊断。
确诊之后，学校和医院非常重视，成立了六人组成的克山病研究组，任命我担任组长。面对危局，我们立刻制定了应对计划。除了继续积累尸解病例总结论文、组织克山病普查小组探索病因外，我还把当时在医疗队的70届医学系学生组织起来，办了克山病学习班和心电图普及班。经过短期的强化训练，这些年轻学子迅速掌握了诊断要点和抢救措施，在后来的大规模抢救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成为了大竹克山病防治中的一支尖兵。
在寻找对症治疗方法时，当地的老医生提到以前曾用中草药治过类似的病，我觉得很值得一试。那段时间，我和吴庆玲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天还没亮，就提着马灯跟着当地医生进山采药，碰上下雨天也照样坚持。我们把采来的草药切碎熬成浓汤给病孩服用，同时配合注射大剂量的维生素C和葡萄糖来改善病体机能。这种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竹县两个克山病集中爆发的公社病情都得到了缓解。
那时候农村工作条件非常辛苦，也没有招待所，我们普查小组就在公社的大办公室里打地铺，底下垫着谷草，铺上草席，盖着自己带的棉被。晚上睡觉觉得冷，我就用被包绳把被子的脚边扎起来防止敞风。为了不因为睡眠不好而影响第二天高强度的救治工作，我每天睡前都会吞服一片安定。
看着那些山区的孩子转危为安，我觉得医生的使命便在于此，吃再多苦也是值得的。
图9 1972年，四川省克山病科研学习班留影（前排左五为林琦教授）
后来在1972年到1979年，省卫生厅把永川地区的冠心病普查交给了我们。我带着普查小组下到农户家里，教基层医生怎么查血、填表。为了让大家学英语，我还为普查小组制定了一条规则，晚上学习时间，每个组员都要背诵一句新学的医学英语，背诵正确的给予奖励。奖品为一颗大白兔奶糖，那是我从上海探亲时带回来的，那时候奶糖是稀罕货，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我们摸清了当地冠心病发病率是6%，这个数据后来成了西南地区流行病学研究的权威依据。
图10 1983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学会委员在成都合影（第二排右三为林琦教授）
采访者：在郑宗锷教授的回忆录中有提到在70年代去过重庆，做学术访问，这其中是否您是否也做了诸多工作？
林琦：我也只是做了一些协调工作。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79年郑教授带着一个由十多位美国著名专家组成的医学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最初的行程只安排了北京、上海和成都，并没有重庆。我当时能得知这个消息，还是靠我的二儿子伟曦，他那时候在四川医学院读书，作为学生代表参与了接待，他打电话告诉我，代表团的领队叫郑宗鄂19，是当年从上海仁济医院过去的。
我一听这个名字就很激动，郑教授是我当年在仁济医院实习时的同事，算资历我还比他大一届。当时中国医学教育和研究因为长期的封闭和动荡，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我深知这是一个让重庆同仁了解外部世界、与国际接轨的绝佳机会。
图11 郑宗锷教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于是，我赶紧向当时的学院领导汇报，包括钱惪、左景鉴、李宗明这些老领导，他们都非常支持。我竭力说服郑教授和代表团调整行程，最终促成了他们来到重庆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
郑教授他们在重庆待了一个星期，组织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内容涵盖了各科的前沿课题。我记得郑教授主讲的题目是“冠状动脉造影”，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技术，讲台上下一片安静，大家都在贪婪地吸取知识。因为讲座全是英文，为了让医生和学生们能听懂、听透，我全程担任了现场翻译。
也正是此次讲座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心血管内科与国外的差距，也明确了我们努力的方向。
采访者：抱歉，时间点还是来到了80年代，这应该也是您一辈子无法抚平的痛，1983年得知女儿在美国突发意外，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作为母亲您如何做的？
图12 林琦教授、朱祯卿教授和女儿朱以林
林琦：那一天，我正在重庆家里，突然看到女儿以林的大提琴掉在地上，第一弦A弦断了，我的心咯噔一下。随后，电话铃就响了，以林严重车祸高位截瘫。
那一刻，我所有的职业荣誉、教授头衔都消失了，我只是一个母亲。
我和祯卿便匆忙赶往休斯顿，到那里一切从零开始，没有任何积蓄。祯卿是神经外科专家，在中国神经外科学界享有盛名，不久受聘于休斯顿贝勒医学院，任神经外科教授，主持癫痫病研究实验室。我则把照顾女儿和一家生活的担子挑了起来，从医学教授回归到母亲和家庭主妇、病员护理的角色。
以林在重危病房整整住了一年，我用医生的严谨来要求自己这个“护理员”，每两个小时翻身一次，吸痰、导尿，多年从未生过一次褥疮。
后来她的病情稍微稳定，想要继续求学。她胸部以下毫无知觉，我就每天用轮椅推着她回学校，陪着她听课，帮她录音、记笔记。她咬紧牙关，在四肢瘫痪的情况下，硬是拿下了生物化学和生物统计学两个硕士学位，甚至有了自己的职业。虽然在受伤九年多后，她还是因为多器官衰竭离开了我们，但在那些年里，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全部，陪她创造了奇迹。
采访者：到了美国之后您有想继续自己的医学事业吗？
图13 林琦教授与朱祯卿教授在美国合影
林琦：当然了，一个搞了一辈子医学的人，心里那团追求科学的火，是很难真正熄灭的。刚到美国那几年，我所有的精力都扑在照顾以林身上，连轴转。但在女儿的病情稍微稳定一些，便加入了安德森肿瘤医院顶级华裔科学家徐道觉20教授团队，从事肿瘤基因的研究。
那时候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我还是像年轻时那样，一头扎进了肿瘤基因的研究工作里。那种能在实验室里探索生命奥秘的感觉，让我觉得我不仅是一个全职陪护的母亲，还是一个有价值的医学工作者。
可是，命运有时候就是喜欢开玩笑。就在我觉得事情慢慢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因为长期的超负荷奔忙，积劳成疾，突然倒下了——我的大脑前动脉瘤破裂了，颅内发生了大出血，我整个人很快陷入了深度的昏迷之中。
祯卿他在国内是做颅内动脉瘤手术治疗的先驱，救过无数脑外科病人的命，可能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妻子脑子里也患上这个疾病。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贝勒医学院神经外科主任格罗斯曼（Dr.Grossman）医生。他为我做了整整八个小时的开颅手术，非常成功地帮我钳闭了动脉瘤。
这次我算是真的“服老”退休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人不能闲着，后来我们搬到明尼苏达和伟曦一家住在一起，我会去参加社区活动，给当地华人做医学科普，用电脑、看时事，还玩一玩股票。
2017年中华医学会给我颁发“终身成就奖”，我虽然没能回国，但心里是热的，大家还没忘记我。
图14 2017年葛均波院士代表学会为林琦教授授予“终身成就奖”
采访者：2019年，您在94岁高龄重返重庆。当您再次穿上白大褂，站在那群年轻医学生中间时，您最想对他们，以及对这一百年的生命历程说些什么？
林琦：2019年那次重返重庆，对我来说就像是做了一场漫长而温暖的梦。那年我94岁，离我1983年去美国照顾女儿，已经整整过去了36年。受重医附一院邀请，参加重医附一院心内科建科40周年纪念活动，我不远万里跨越重洋飞了回来，再看一看这片我曾挥洒过青春与热血的地方。
图15 林琦教授与部分西迁老专家、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院领导、同事、学生等聚会
回到重庆，最让我激动和感慨的，是见到了当年那些朝夕相处的西迁老同事。我去看望了呼吸科王鸣岐21教授，他当时已经是99岁高龄了；老年科马映雪教授特意带着她珍藏的相册，拉着我一起细数从前的故事。还有一件事让我特别动容，祯卿在七十年代曾治疗过的一位患者，他的家属得知我回国了，专程赶来拜望我，并且全程帮忙推着我的轮椅。
时间虽然无声，但这说明患者心里记着我们曾经的付出。
图16 朱祯卿教授70年代治疗的一位患者的家属专程赶来拜望林琦，全程帮忙推轮椅
我这一生，燃烧过青春，经历过黑暗，也创造过奇迹。如果说有什么感悟，那就是：青春之火不在于岁数，而在于你是否始终在追求真理与进步。我所服务过的故土和人民，正沿着文明的潮流向前，这就足够了。
结语
“姚英子”？
看完林琦教授的资料，这个小说人物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在脑海中。
林琦教授的一生，几乎就是长篇小说《大医》中红十字会医院医生“姚英子”的现实投影。同样是上海滩锦衣玉食的富家千金，因不忍国民受病痛折磨而投身医学；同样历经时代洪流与命运的反复捉弄，却在磨难中不断淬炼，为热爱的医学事业燃烧了一生。
从黄浦江畔的起步，到嘉陵江边的奉献，这份“一片冰心寄重医”的情怀，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
世纪风雨，不染冰心；青春之火，百岁不熄。
专家简介
林琦教授近照
林琦，1925年2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瑞安。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先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完成临床实习。曾任上海中山医院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师从心脏内科专家陶寿淇。1958年，随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参加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建设。在重医附一院期间，她历任循环科（心内科前身）副主任、大内科主任及心内科首任主任。她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一届委员，并曾任全国青联委员及四川省人大代表。
资料来源说明
朱伟曦：《永葆青春的母亲——为她百岁寿辰而作》
阿蛮：《溯江而上，一路高歌：一片冰心寄重医——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林琦的故事》
重庆医科大学：《一场阔别36年的重逢丨西迁老专家林琦教授回校》
注释
十六铺码头 上海外滩历史悠久的著名地标，曾作为远东最大码头和上海“水上门户”，现已改造为集黄浦江游览、商业配套与滨江休闲于一体的核心旅游码头。
“洋泾浜”英语 是近代上海洋泾浜一带因中外商贸交流产生的一种以简单英语词汇为主、按中文语法拼凑的临时性混合语。
《时事新报》 民国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曾与《申报》《新闻报》《时报》并称上海“四大报”，1949年停刊。
上海中西女中 前身为1892年创办的中西女塾，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贵族教会女校之一，宋氏三姐妹、张爱玲等知名女性曾在此就读，后于1952年与圣玛利亚女中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涂莲英（1925—1986）是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教授、著名肿瘤病理学专家，专攻肿瘤病理诊断及恶性淋巴瘤研究，在国际首次确立的中国人淋巴瘤分型。
涂羽卿（1895—1975）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曾任沪江大学物理系主任、圣约翰大学首位中国籍校长，也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及三自爱国运动倡导人之一。
国立上海医学院 1932年由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而成的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院，由颜福庆等人创办，后历经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等阶段，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朱祯卿（1919—2018）是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45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早年在华山医院参与开创国内开颅脑外科手术，1958年西迁重庆后创建了西南地区首个神经外科，毕生致力于神外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
红十字会医院 现上海华山医院，前身为1907年创办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医院兼医学堂，民国期间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次战地救护与灾害救援。
黄家驷（1906—1984）中国著名胸心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胸心外科与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创建上海医学院胸外科及上海市胸科医院，并主编权威教材《黄家驷外科学》。
史玉泉（1919—2022）中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1952年与朱祯卿共同创建了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华山医院终身教授，在脑肿瘤切除、脑动脉瘤手术及脑动静脉畸形分型（“史氏分级”）等领域成就卓著。
陶寿淇（1918—2000）中国著名心血管内科学家、现代心血管病学与预防心脏病学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心脏病学专著《实用心脏病学》。
戴自英（1914—2009）中国著名传染病学家、中国临床抗生素学的奠基人，长期任职于华山医院，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弗洛里，率先在国内建立抗生素临床研究室，并提出小剂量氯霉素治疗伤寒等开创性疗法，主编《实用内科学》等多部权威医学著作。
重庆医学院 现重庆医科大学成立于1956年，是由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迁来渝组建的一所高等医学院校，1985年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
钱惪（1906—2006）我国著名传染病学家，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要创始人及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曾领衔攻克血吸虫病治疗难题，并于1958年率队西迁重庆，是重庆医科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马才骊 著名心血管病学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参与创建重庆医科大学的骨干医生之一，是重庆心血管内科学界的早期奠基人之一。
陈运贞（1934—2025）著名心血管病学专家，1959年从上海西迁重庆援建重医，深耕西南心血管事业60余年，开创了重庆心脏超声心动图学。
钱韵兰 著名病理学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参与创建重庆医科大学的骨干医生之一，长期担任病理教研室教授，在淋巴瘤与肝癌病理研究领域成果显著，曾获“中国病理事业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
郑宗锷（1926—2017）国际著名华裔心脏病学专家，1950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心血管病部主任，1972年作为首位访华的美籍华人医生将冠状动脉造影技术引入中国，为中国心血管病学发展与国际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徐道觉（1917—2003）美籍华裔细胞生物学家，被誉为“哺乳动物细胞遗传学之父”，1952年意外发现染色体低渗处理技术，为最终确定人类染色体数目为46条奠定了基础，曾任美国细胞生物学会首位华人主席。
王鸣岐（1921—2021）：著名呼吸病学专家、1958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重庆，创建了西部地区最早的肺科（呼吸内科），并曾深入高原攻克高山病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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