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谢综合征到心血管代谢疾病：一次概念跃迁

20世纪中叶，弗明汉心脏研究提供了把代谢异常与心血管风险升高联系起来的系统性流行病学证据。1988年，Reaven提出"X综合征"，把胰岛素抵抗确认为连接糖耐量异常、血脂异常、高血压与心血管风险的统一机制；世界卫生组织1998年提出代谢综合征（MetS）的正式诊断框架。但MetS框架仍偏描述性，数十年间未被充分纳入主流指南，临床影响因此受限。

进入21世纪，腹型肥胖被视为脂肪组织功能障碍的标志，把肥胖、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与心血管风险串联起来；心血管代谢疾病由此作为更完整的概念进入医学文献。近年，心血管-肾脏-代谢（CKM）健康框架又把肾功能障碍纳入这一谱系，2026年CKM指南通过CKM分期、基于PREVENT的风险评估和跨学科协调进一步将其付诸实践。综述提示，CKM与CMM功能互补：CKM关注分期、风险评估、预防与循证治疗；CMM则强调服务如何组织，多学科协调、转诊路径、人才队伍与实施评估。

图1. 心血管代谢医学历史演变的概念性表述

心血管代谢医学的证据基础与证据缺口

CMM的生物学依据有趋于一致的证据支持：脂肪功能异常、胰岛素抵抗、慢性低度炎症、内皮功能障碍与肾脏疾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心血管损伤。但生物学整合只能说明"应该整合"，并不能证明某种整合式服务模式可以改善结局。

治疗层面的证据要扎实得多。针对随机试验的大规模荟萃分析显示，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大致以成比例的方式减少主要血管事件，降脂治疗由此成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防治的基石。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血管结局试验表明，靶向代谢通路可在血糖控制之外带来心肾获益：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减少心衰住院与肾脏疾病进展；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 RA）减少2型糖尿病合并心血管高危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但这些试验评估的都是单项药物，并未检验多学科CMM服务是否优于按专科划分的传统诊疗。

把CMM作为整合式服务模式来评估的直接证据则有限，且以观察性研究为主。2024年一项范围综述识别出18篇相关文献，发现多学科服务与体重、腰围、血压、糖化血红蛋白（HbA1c）和胆固醇水平改善相关，也与指南导向治疗的更高依从性相关。一项涵盖九个心血管代谢中心联盟站点、2223例患者的前瞻性登记研究显示，中位随访6.8个月内体重、血压、LDL-C、HbA1c与指南导向治疗使用均有改善。整体而言，CMM的证据层级并不对称：生物学整合与单项疗法疗效有大量证据，而"整合式照护模式"的证据较新，主要依赖观察性设计和替代或中间结局。

中国的心血管代谢疾病负担与实践难点

近几十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重塑了中国的人口结构与生活方式，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持续上升，与之相伴的是知晓率、治疗率和有效控制率的长期偏低。

真实世界数据表明，控制难点远不止于患病率。iCaReMe China注册研究于2023—2024年从60家医院纳入9000例2型糖尿病患者，其中仅29.0%达到HbA1c＜7.0%，27.8%达到血压＜130/80 mmHg，43.0%达到LDL-C＜2.6 mmol/L，即使在已进入医院诊疗的患者中，多个主要危险因素的控制仍不理想。

负担的加重在主要可改变危险因素中尤为明显：中国成人超重患病率从1992年的16.4%升至2015—2019年的34.3%，肥胖患病率同期从3.6%升至16.4%，腹型肥胖从1993年的20.2%升至2015—2017年的35.4%~46.9%；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也大幅增加，提示风险累积可能开始于临床显性CVD发生前数十年。糖尿病患病率增加10倍以上，从1980年的0.67%升至2018年的12.4%，糖尿病前期患病率2018年达38.1%；高血压患病率从1991年的15.3%~15.7%升至2012—2015年的23.2%~25.6%。全球疾病负担（GBD）2023分析显示，2023年中国约有1.358亿CVD现患病例、450万例CVD死亡和893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尽管中国指南已越来越多地把代谢因素纳入ASCVD风险评估，常规落地仍然有限。

系统性障碍与中国新兴的实施模式

中国证据表明，协同不足既发生在不同层级医疗之间，也发生在不同专科之间。对基层医疗体系的综述指出，基层与医院协调不足、临床服务与公共卫生分离、人力资源能力不均衡、健康信息系统碎片化，是慢性病管理的持续性障碍。一项多中心注册研究显示，在心内科接受高血压治疗的患者中有32.9%、在内分泌科接受糖尿病治疗的患者中有58.9%同时患有这两种疾病，而两个专科的治疗模式差异显著。

在实施层面，代谢管理中心（MMC）项目由中国医师协会于2016年启动，作为糖尿病及相关代谢性疾病管理的标准化一站式模式；一项针对1114名中国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倾向匹配研究发现，参与MMC与空腹血糖、舒张压、体重指数以及估算10年心血管风险的更大改善相关。但MMC仍以糖尿病和代谢为中心、证据多为观察性，更适合被视为重要的实施平台，而非经过验证的全国性CMM模式。专业学会层面的协调也已出现，2021年与2024年先后发布心血管疾病合并糖代谢异常、糖尿病患者血脂管理的专家共识，但描述中国标准化CMM课程、专科培训、能力框架或认证路径的已发表证据仍然稀少。数字基础设施则既是局限也是机遇：ROADMAP整群随机试验在25个省份864个社区纳入19 601例2型糖尿病患者，基于移动健康的分级照护使HbA1c控制率提高7.0个百分点。

心血管代谢照护以患者为中心的转向

从临床角度看，CMD管理正日益转向以患者为中心。CVD预防理念已从处理已发病患者的心肌缺血，发展到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并进一步发展到在更早期阶段调控代谢稳态，重心持续前移。这要求临床医生超越被动的、以单次就诊为基础的照护，主动识别尚未被满足的心血管代谢需求。医生不仅是治疗提供者，也是风险沟通、生活方式指导、共享决策和长期管理的合作者，而生活方式干预仍是CMD预防与管理的基石。

在中国，有效自我管理还取决于自我效能、医患沟通、社会支持与资源可及性。对CMM的管理，不在于为一个本已碎片化的体系再增添一个亚专科，而在于将心血管照护重新导向整合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跨学科的预防与管理。综上所述，这些流行病学、制度和文化的挑战表明，CMM在中国的发展需要协调一致的战略，而非孤立的临床举措。

推动中国心血管代谢医学发展的战略重点

为应对挑战，作者提出分阶段的CMM实施策略，把学科发展、机构整合、指南标准化、专业培训与人群预防相互衔接，并强调这些是“以证据为依据的实施建议”，而非经验证的国家模式。

第一，建立国家层面的CMM框架，界定其范围、核心胜任力、临床路径与结局指标；CMM不应是心脏病学或内分泌学的简单延伸，也不应是又一个孤立专科，而应被定位为整合心血管医学、内分泌学、肾脏病学、肥胖医学、营养学、康复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平台。第二，通过专门的心血管代谢门诊、多学科团队和共享照护路径推动机构整合，重点在于对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肥胖、慢性肾脏病（CKD）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等主要ASCVD危险因素的早期识别与整合管理。第三，建立结构化培训体系，开发标准化课程、专科培训、继续医学教育和基于胜任力的认证，内容不仅包括药物与介入，还包括风险预测、生活方式干预、长期管理和共享决策。第四，让指南制定与实施科学成为核心，界定危险分层、治疗路径、随访模式与质量指标，并以数字平台与真实世界数据支持筛查、随访和结局评估。

图2. 中国CMM实施与评估的拟议框架

操作上，可通过连接基层与三级中心的分级模式实施：基层承担初始风险评估、危险因素控制、依从性支持与随访，控制不佳者上转；三级中心提供整合专科评估，并作为转诊、培训与质量改进的枢纽。文章同时提醒，CMM的实施应避免制造又一个孤立的专科壁垒，其目标不是取代现有专科，而是通过共享路径、共同风险评估和纵向随访把它们连接起来。

对亚洲的启示

在中国实施CMM，也可能为其他面临相似转型的亚洲国家提供借鉴。快速城镇化、人口老龄化、饮食变化、身体活动不足与肥胖增加，正在整个亚洲加速心血管代谢风险增长；许多亚洲人群在较低的体重指数（BMI）水平下就出现糖尿病、腹型肥胖和ASCVD风险，凸显了区域特异性风险评估与预防策略的必要性。但CMM模式不应统一套用，其实施需适应当地疾病模式、卫生基础设施、报销体系、人力能力与文化期望。

CMM体现了一种以患者为中心、面向未来的CVD防控思路，与中国慢性病防控和人群健康促进的优先事项一致，其实施需要整合跨学科资源，并协调临床医生、公共卫生人员、政策制定者与患者等多方。文章同时保持必要的克制：支持整合的生物学证据与单项干预的治疗证据较充分，而“整合式照护模式能否改善长期心血管与肾脏结局、成本效益或卫生公平”的直接证据仍有限，应作为前瞻性评价的优先事项，而非想当然的获益。由此，CMM可被视为对慢性心血管代谢疾病复杂性的一种系统性应对，而不只是一种新的组织架构。

本文依据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建军教授团队发表的叙述性综述《中国的心血管代谢医学：负担、挑战与战略重点》编译整理。

文献信息：Rui-Xiang Zeng, Sha Li, Xiao Wang, Ke-Fei Dou, Jian-Jun Li.Cardiometabolic medicine in China: Burde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priorities.Metabol Open. 2026 Oct 5:32:100505.doi: 10.1016/j.metop.2026.100505. eCollection 2026 D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