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止是 “血栓堵管”：疾病认知有了新突破
急性肺栓塞后1%~5%的患者会进展为CTEPH，人群整体发病率约0.56%，肺栓塞幸存者中发病率可达3%。患病后，肺血管阻力会越来越大，最终引发右心衰竭，不及时治疗，患者预后差。传统观点认为，血栓纤溶系统功能缺陷导致血栓无法溶解、逐渐机化纤维化，是血管堵塞的核心原因。但最新研究证实，单纯机械堵塞无法完全解释疾病进展：血栓持续存在、血管重构的背后，是炎症反应、内皮功能紊乱与血管生成失衡构成的恶性循环。
目前学界已提出“慢性血栓栓塞性肺疾病（CTEPD）”概念，即患者存在肺灌注缺损与功能受损，但静息肺动脉压力尚在正常范围，约20%疑似CTEPH患者处于这一阶段，早期干预可显著改善预后。由于CTEPH症状缺乏特异性（活动后气短、乏力、晕厥等），临床诊断延迟十分普遍，而延误诊治会诱发不可逆的远端微血管病变，使患者失去肺动脉内膜剥脱术（PEA）的根治机会。
除了高凝血状态、反复肺栓塞、自身免疫病、高龄等常见危险因素，2025年还发现，STAB2基因的罕见变异也会增加患病风险，这是一种新的遗传相关病因。
二、大小血管都受损，双重病变推动病情进展
CTEPH的核心病理特征是“双重血管病”：近端肺动脉被机化血栓慢性阻塞，同时远端肺小动脉出现类似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的纤维肌性增殖病变，二者协同推动疾病进展。
血管里血流速度的差异，是导致这种不同病变的关键。血栓堵住的地方，下游血流变慢，会让血管内皮细胞变得更容易形成血栓，释放出相关物质；而没被堵住的地方，血流速度过快，又会让血管内皮细胞发生改变，进一步加重血管堵塞。
这也解释了为何部分患者接受PEA术后仍残留肺动脉高压，手术仅能清除近端血栓，无法逆转已形成的远端微血管病变。至于CTEPH会不会出现肺动脉高压特有的丛状病变，目前还没有统一结论，多数研究认为这种病变并不常见，需要仔细鉴别。
三、炎症免疫：疾病进展的核心驱动力
炎症反应贯穿CTEPH发生发展全程，是血栓机化与血管重构的核心调控者。其中，中性粒细胞释放的网状结构（NETs）是重要的起始因素，它不仅会像支架一样促进血栓形成和变硬，还会和相关蛋白形成恶性循环，不断放大炎症和血栓问题。
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也起着关键作用。单核细胞会聚集到血栓处，变成促炎型巨噬细胞，释放炎症因子，推动血管纤维化。最新研究还发现，患者病变组织中浆细胞数量大幅增加，是健康人的15倍，这些异常的浆细胞有望成为诊断疾病的标志物。此外，白细胞和血管内皮释放的小囊泡，也会传递促炎信号，加重血栓和血管病变。
四、内皮功能紊乱与血管生成失衡：血栓持续的核心机制
内皮细胞是CTEPH病理过程的核心枢纽。血流剪切应力异常与炎症刺激共同导致内皮功能障碍：一氧化氮、前列环素等舒血管物质合成减少，内皮素- 1、血栓素A2等缩血管物质升高，同时vWF分泌显著增加，其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手术预后直接相关。表观遗传调控是内皮功能持续异常的分子基础。
血管生成失衡是血栓无法溶解、肺动脉高压持续进展的中心环节。研究发现，CTEPH患者的内皮细胞虽呈现高增殖状态，但存在功能缺陷，无法有效迁移并形成新生血管完成血栓再通。动物实验证实，抑制血栓内血管生成会直接导致肺动脉压力升高，而促进血管生成的干预可有效改善肺循环血流动力学。
五、治疗新方向：从机械疏通到疾病修饰
目前PEA是CTEPH的根治性手段，球囊肺动脉成形术（BPA）为不能手术的患者提供了有效选择，但远端微血管病变始终限制着手术获益上限。将CTEPH重新定义为炎症-血管生成障碍性疾病，为药物治疗提供了全新靶点。
现有研究显示，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激动剂利奥西呱可改善内皮祖细胞功能、促进血管生成；靶向NETs的DNase I、PAD4抑制剂，以及靶向白细胞来源细胞外囊泡的干预策略，在动物实验中展现出良好疗效；针对内皮稳态修复、表观遗传调控、免疫-血管相互作用的新型疗法，有望成为手术之外的重要补充。
综述最后指出，未来依托高分辨率单细胞分析、表观遗传谱筛选生物标志物、开发机制导向的治疗方案，有望推动CTEPH的治疗范式从单纯机械疏通，转向全面的疾病修饰，真正实现患者长期预后的改善。
资料来源：Christian Biancosino, Ali-Ekber Firat, Bassam Redwan. 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as an Inflammation-Angiogenesis Disorder: From Thrombus Persistence to Dual Pulmonary Vasculopathy.Rev Cardiovasc Med. 2026 Jun 25;27(6):4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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